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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大公子”如何搅动战国时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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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9-14 11:09:16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  1李白是信陵君的“铁杆粉丝”

  信陵君何许人也?

  信陵君本名魏无忌,战国时代魏国人,魏昭王的儿子。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官至魏国上将军,公元前276年,被封信陵,后世称为信陵君。

  有两件事让信陵君名扬天下。

  第一件事是“礼让侯嬴”。魏国有个有名的老头名叫侯嬴,虽有一腔抱负,但因家贫,一直是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。信陵君知道侯嬴是一个非等闲之辈人物,携礼前去拜访,侯嬴拒不收礼。信陵君设筵席大宴宾客,都已坐好,他才带领随从的车骑,亲自去接侯嬴。侯嬴整理破旧的衣冠,并不谦让。还故意刁难,说要见他的“屠户朋友”朱亥,信陵君亲自握着马缰,越发恭敬。信陵君向宾客隆重介绍侯嬴,又起立为侯嬴敬酒。侯嬴视为知己。

  “礼贤下侯嬴”,让信陵君的名声不胫而走。以“礼”闻名,宽厚待人,对贤能之人都谦逊待之,绝不会因自己位高权重而蔑视。各诸侯国的有贤之士听闻后,纷纷归附其门下。鼎盛之时,贤士多达三千之众。各国诸侯都忌惮信陵君和魏国的势力,十多年间不敢举兵犯魏一草一木。

  第二件事是“窃符救赵”。公元前257年,秦昭王派兵攻打赵国,赵国屡屡战败且处于危命之际。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。秦兵围邯郸,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,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,但因恐惧秦国,只是作壁上观。屡次请求,魏王均不相救。信陵君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跟秦军死拼,侯嬴见势不好,献出“窃符救赵”之计,此举威震天下,不仅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,还将秦国的统一大业向后推迟了数年。

  对于信陵君的这两件事,唐代大诗人李白特地创作一首《侠客行》,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自己的崇拜之情。诗曰:“赵客缦胡缨,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,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闲过信陵饮,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,持觞劝侯嬴。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,意气素霓生。救赵挥金槌,邯郸先震惊。”

  诗开头四句从侠客的装束、兵刃、坐骑来刻画侠客的形象,紧接着描写侠客高超的武术和淡泊名利的作派,之后再引入信陵君和侯嬴、朱亥的故事,进一步歌颂侠客,同时也委婉表达自己的抱负,最后四句表示,即使侠客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,但侠客的骨气依然流芳后世,并不逊色于那些功成名就的英雄。

  作为唐代豪放派诗人的典型代表,李白被信陵君、侯嬴和朱亥的大义和感情所动,是他,无意放大了战国时期“侠士”的风骨。

  2战国“四公”也是“四君子”

  群雄并举的战国时期,核心竞争力是什么?人才。招揽人才成为各国的国策。

  国家的行为影响到国相等实权人物,他们一方面为国家,一方面也为自己。正是出于国家和个人的双重需要,战国四公子以礼贤下士、广招门客闻名于当时,门客都达三千之多。他们的这种嗜好可以说是战国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。

  虽然人们对战国四公子或褒或贬,但有一点却不可否认,那就是他们在当时利用收养的几千门客,对内维护自己的势力以对付政敌,对外与敌国作政治、军事上的周旋,他们都是战国时期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,他们一旦联手,其力量是任何人都不可小视的。

  与信陵君一样,赵国平原君赵胜,楚国春申君黄歇,齐国孟尝君田文,他们都是门客盈门,乐善好施之人。他们的地位相似,都是本国的卿相,都“争相倾力待士”,都对国家有过贡献。平原君合纵楚国制秦,信陵君率五国之兵破秦军河外,春申君雄辩秦昭王,使其“止白起而谢韩魏,发使赂秦,约为与国”,孟尝君曾任齐相,使秦不敢轻举妄动。

 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——秦国。

  战国末期,秦国越来越强大,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,竭力网罗人才。他们礼贤下士,广招宾客,以扩大自己的势力,因此养“士”(包括学士、方士、策士或术士以及食客)之风盛行。

  赵孝成王七年(公元前259),秦军进围赵都邯郸,赵王派平原君向魏和楚求援。九年,食客毛遂自告奋勇,说服了楚王,派春申君率军救赵,是为“毛遂自荐”。援军到来之前,邯郸城内兵困粮尽,平原君尽散家财,发动士兵坚守城池。直到楚军和魏信陵君援兵赶到,解邯郸之围。

  齐国宗室大臣孟尝君田文,用鸡鸣狗盗的故事与秦人斗智斗勇。春申君黄歇年轻时曾四处拜师游学,见识广博,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赏识。楚考烈王元年,秦军围攻邯郸时,春申君带兵救援,在楚、魏、赵三国的联合下,一举击溃秦国,解除了邯郸之围。

  当然,影响最大的要数信陵君。信陵君在秦汉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,《太史公自序》称:“能以富贵下贫贱,贤能诎于不肖,唯信陵君为能之”。

  公元前361年,魏惠王迁都大梁,开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。地处东西南北交汇之地的大梁,成为辩士的乐土,游侠的天堂。信陵君在大梁建府邸,备车马,敞胸开怀,开游侠养士的时代风气。

  千千万万的青年,视信陵君为偶像,视大梁为圣地。

  他们当中,最为著名的要数汉高祖刘邦,他为了“习染先人遗风”,也为信陵君忠实的追随者。刘邦少时,“数闻公子贤”,当皇帝后,每过大梁,常祭祀信陵君。汉高祖十二年,刘邦为信陵君“置守冢五家,年年四时举致祭”。

  司马迁更是把信陵君作为一个礼贤下士的人物来写。他认为信陵君的“接岩穴隐者,不耻下交”、“名冠诸侯”,都实有不虚,所以将信陵君排在“四公子”之首。

  俗语云:“得民心者得天下,得士者得民心。”战国末期,中原诸国为了抵制强秦的侵略,网罗了很多人才,形成了为各自君王尽力的贵族团体。战国四公子的人才观和影响力,对后世无疑影响深远。

  与其称他们为“战国四公子”,我更愿意称他们为“战国四君子”。

  3战国历史是由士来谱写的泥沙俱下的战国,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历史舞台,赌徒、骗子、食客、商人……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,其间有唯利是图的小人,有毫无底线的赌徒,有厚颜无耻的流氓……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。

  “四大公子”如此仗义疏财,其胆识,其涵养,其名望,令李白这样的人都钦羡不已。我们不禁要问,战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?

  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将战国概括为“赌徒的时代”和“无德的时代”。他认为,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,春秋是贵族,战国是平民;春秋是君子,战国是小人;春秋是英雄,战国是赌棍。只不过,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,甚至同时也是豪侠。那一份豪情与侠义,依然令人神往。

  在易中天眼里,战国还是一个“真小人”的时代。两百多年间,社会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。孟尝君的食客中什么人都有,结果,会学狗叫的,帮他窃得狐白裘,买通秦王宠姬;会学鸡叫的,帮他哄开函谷关,顺利逃出秦国。鸡鸣狗盗也派上了大用场。

  “四公子”门下的游士,集结了各国的谋士、说客、医生和技师。是他们,把战国时代搅得风生水起。

  这个时代能走向战国舞台中央的,是士。正如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风流人物一样,西周是王,东周是侯,春秋中后期是大夫,战国的历史,是由士来谱写的。

 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,在秦汉以后,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。战国的士,则是精神贵族。根本原因,是士没有不动产,也没有统治权。没有物质,便只有精神。

  这个时候,多功能的都市已经足以维持许多流动人口的互动和流转。都市里的人群不再归属、认同于过去的族群为标志的血缘共同体,他们甚至不必认同为某一国家,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寄居于不同的都市,或流转各地。

 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,不得不卑躬屈节,礼贤下士,以至于普天之下,尊贤成风。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,也要供养士人。

  总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数量,在战国时期可谓大幅度地成长。活泼的市场经济带动了都市化,城镇的复杂性质及其具有的活力,都不是单纯以农村为基盘的经济形态可以相比的。

  易中天说的不无道理,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,是井田、宗法、封建、礼乐;全民共识,则是以德治国,以礼维序,以乐致和。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,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。然而这一整套系统,都在战国分崩离析。

  井田制废,授田制立;封建制废,郡县制立;世卿制废,官僚制立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,一切都变了。社会生活,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,岂能不变?

  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,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。在人们眼里,这样的时代没什么道德可言。这个时代的王侯将相,不少就是赌棍出身,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,其实难免存赌徒心态。正所谓“篡盗之人,列为侯王;诈谲之国,兴立为强”。

 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;诸侯各国,废礼让而重战争。结果,应运而生的,是谋臣策士;平步青云的,是地痞流氓。

  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,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。吊诡之处在于,正是这一个乱世里,中国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,最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。

  不可否认,“四大公子”某种程度上在历史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       (转自《华西都市报》,作者章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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